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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的一段武术精

08-16 | 发布者:admin | 查看: | 来自:未知

摘要:孙中山曾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春在其贴身卫士、卫队教官朱振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上海总商会,约见沪上名流数十人。其后,又单独会见被行家称作武医双通即江湖上人称武当神剑、杏林...
孙中山曾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春在其贴身卫士、卫队教官朱振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上海总商会,约见沪上名流数十人。其后,又单独会见被行家称作“武医双通”即江湖上人称“武当神剑”、“杏林一绝”的清代庠生——钱立缙。
钱立缙,系清代光绪年间人,1877年生于江苏无锡,祖籍上海青浦。他从幼年起就随其父、清代光绪初年上海“三大名医”之一的钱啸林“串雅悬壶”而周游南、北方10余省,足迹遍及江、浙、沪、闽、晋、鲁、豫、鄂等地。钱立缙于青年时代在上海市中心地区协助其父为沪上的许多达官贵人治疗疾病,且每每手到病除,颇得人心,这为其日后开设中药大铺与诊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钱立缙在26岁时,因遭上海滩地痞暴打致伤后明言发誓:“悬壶济世难救自身,惟有武艺可保太平。”于是,他便通过社会上各个层次的朋友与熟人,代为打探、游说,终在29岁之际得拜光绪初年曾担任过清代两江总督署大将军的李德贵先生为师,并勤学苦练道家武当派“太和门”的诸般武艺,诸如“板功”(7大架)、“五凤齐鸣”(2套)、“排五毒垒塔功夫”(5套)及“武当天罡剑”、“武当雁尾单刀”等兵器套路,并学习道家本草采集配制与诊疗技术。
钱立缙于民国元年开设“钱存济堂”大药房于上海英租界(位于浙江路中段)区域内。这在当时的形势及环境中,若是没有一定的社会影响、经济实力——那是万万办不到的。而“钱存济堂”的名声,则更是在大江南北叫得极响——当时的医药界及一些经常光顾药铺的人,都耳闻过这样的一句话:“北有同仁堂,南有钱存济堂”。正因如此,孙中山方才召见钱立缙并与其作推心置腹的交谈。
据钱立缙事后向武艺“圈内”的人士透露:孙中山召见自己,除了一些特定的政治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欲意向其请教武当派武艺精华的目的。孙中山之所以对武艺颇感兴趣,是因为他深知此门技艺在乱世期间的独特性与重要性——早在其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前,清王朝的当权者们,视孙中山为“大清克星”、“洪水猛兽”;遂先后派出20多批刺客,利用孙中山出席宴会、接见民众代表等场合图谋行刺。由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刺客们均不便携带枪弹且只能凭自身之武技动手——多亏孙中山的两名“黑白双煞”(注:武艺高强并令人震惊且分别身穿黑、白衣裤而得名)女保镖尹锐志、尹维俊,她们均深谙“内家”武当派特绝秘技——“五毒殛手”,姐妹以一当十并一招制敌方才得保平安。另外,总统卫队教官朱振英曾多次向孙中山先生讲述过武艺在革命斗争中的特殊性、必备性、重要性,故而坚定了孙中山的信念。这就是孙中山向钱立缙学练“武当太乙龙形剑”等武艺精华的原委。从此,孙、钱两人结下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其后的多年中,钱立缙曾数十次往返于沪、宁之间,且在每次拜访孙中山先生时都要为其讲述“武当太乙龙形剑”的演练方式与临阵至要;同样,钱立缙更愿洗耳恭听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以求自己的思想得到洗礼。
笔者1982年在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期间,曾两次访问过孙中山先生的卫士长范良先生。据其回忆:孙中山先生在任期间,非常愿意与武艺“圈内”的人士交往。在总统卫队里,配有一名专职武艺教习(即朱振英)。另外,孙中山先生曾多次赴沪上向武、医双绝的名流钱立缙学练剑术;孙中山先生还尊称自己身边的两名女卫士尹锐志、尹维俊姐妹为“革命女侠”,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言表尹氏姐妹“十余次救过自己的性命”。范良卫士长还告诉笔者:孙中山在接见钱立缙时,曾动员过他把武艺技术和中医方药整理成书以求造福于民众。为此,钱立缙特花费4年时间,亲笔著录《钱存济堂丸散膏丹全集》一部。